记者／钟坚
筹划了三年后，年3月1日，中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在深圳正式实施。对众多法学界人士和内地民众来说，个人破产条例首次落地，具有非凡的意义。
“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也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在负债累累的时候率先破产。”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齐砺杰表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立法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标配。对当下中国而言，个破制度更是社会经济形势急迫的需要。
庚子年末，一位学者发出警告称，内地现在已经步入低收入、高负债时代，且会成为今后的新常态。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和年相比，中国内地家庭债务在年上半年急剧增加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增量的四倍。如果看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中国内地在今年前6个月增加了3.9个百分点，创造了历史新高59.1%，超过韩国或日本在相当发展阶段的水平。
城市家庭负债中，以北上广深家庭比例蹿升最快。根据中国社科院年的一项统计，北京的家庭债务比例（家庭债务与家庭收入之比）高达％，上海家庭债务比例高达％，均超过了年美国家庭债务比例％；青岛、杭州、深圳和宁波等城市家庭债务比例也分别达到95％、91％、85％和79％。家庭债务的主体，是以住房和汽车按揭款为主的个人消费信贷。
在房贷成为中国居民一种普遍债务负担的今天，由于突发性灾害造成的大规模个人破产事件已经不再遥不可及，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性的、普遍的债务过度问题已经难以逆转地摆在了各国*府的面前。
受访的法律专家表示，个人破产制度在内地的实施，无疑是为了托底市场经济中的诚信落败者，使其保持生存的最后尊严和底线，渡劫过后，东山再起。同时，个人破产制度能填补法律制度的真空，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稳定。
也有业内人士担忧，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引发一大波恶意逃避债务的风潮，进而造成社会信用体系的混乱。上述专家则表示，可以通过破产程序的查明功能、撤销、无效制度，甚至欺诈破产行为的刑事处罚等手段，实现更严的惩罚，以保护债权人。
“人活着，债务就一直存在”
年12月16日，轰动一时的大连星海湾一家三口跳海事件中的男主人公郑某伟被提起公诉，检方起诉的理由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造成一人死亡，涉嫌故意杀人”。
有参与庭审郑某伟的人对他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凶手”，称呼他人常常使用敬语。嫌犯一心求死，表现得很决绝，反驳律师给他的辩护，称已经很久没见妻子和女儿了，想去跟她们会面。
郑某伟夫妻二人因投资比特币失败决定自杀。郑某伟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自由职业，以投资收入养家，身家千万。但是投资有风险，因为动用资金杠杆参与炒作，到年6月初，他投资比特币已经亏损两千多万元。这些钱里有他父母的万元，有岳父岳母的50万元，其他都是郑某伟这些年的积蓄和跟亲戚们借的钱。
年6月中旬，郑某伟在用刀杀害不足三岁的女儿，与妻子两人留下遗书后开车前往星海湾大桥，随即将女儿遗体扔下大桥，跳海自杀，郑某伟被救起，其妻遗体后被发现。这是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两千万的负债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除了自杀，郑某伟人生的最后似乎别无选择。
郑某伟的家庭悲剧，并不是孤例。中国家庭债务的快速增长，使得个人破产无法再回避，很多人走投无路，地方大量个人债务待清偿案件已现冰山一角。有数据表明，内地消费信贷的总体规模这几年呈迅速扩张之势。据北大光华-度小满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发布的《年中国消费金融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贷款规模超过13万亿元。消费信贷在银行信贷资产中的比重也不住上升，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月光族”与“房奴”“卡奴”。
有网友编段子称，内地现阶段公司和家庭成员中，“70后存钱，80后投资，90后贷款消费”。
知名的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有3万多名成员，集结了因创业失败、家人重病、深陷杀猪盘、被朋友坑骗等各种原因欠债的年轻人，他们大多都是因超前消费和网瘾难戒、离开校门没多久的社会青年。事实上已穷途末路，处于个人破产的境地，只能在网络上抱团取暖。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前会长周德文在工作中接触了大量个人破产案件的调处。“跟你坐在这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年前，从上海赶到杭州的周德文专程受邀为一家台州汽配企业问诊。这家企业原本为上海大众做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浙江各地有三间厂房，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今年因为生意不景气货款接不上，欠下万元债务。
如果不能及时把欠款还清，企业主很可能就会被起诉，周德文了解情况后心里也没多少底气。从年开始，温州、台州这一片的企业普遍感到市场凛冽的寒意，“那时主要跟内外部环境有关，先是小微企业大批倒闭，其后因为盲目扩张，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也撑不住，出现资金链断裂。”年受疫情影响，温州民营企业更是陷入发展困境，很多温州企业做外贸为主，原材料费用上涨，订单停滞，举步维艰，实在撑不下去的，只能破产倒闭。
曾经的浙江女首富、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是央视连续剧《鸡毛飞上天》的故事原型之一，从年开始，新光集团也陷入破产境地。“现在是义乌市*府出面接管，给企业做资产重整，然后协调进行资源配置，还一些债务，剩余的资产看能否盘活该企业。”
周德文去年下半年去义乌见到被“限高”列为失信人的周晓光，已无往日的气度风采。按中国现行的法律，破产的企业往往是负有限责任，但对于企业主个人来说却是无限责任，“也就是说，人活着，债务就一直存在。”
内地各个社会阶层中，陷入债务危机或者负担过度债务的个人占到了一定的比例。而对于因奢侈浪费或其他可以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而陷入支付不能状态的个人，如果不能提供个人破产制度予以救济，权利者不能有效地依赖公力救济，便自然而然地选择私力救济，诸如绑架人质、恐吓、威胁等，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年12月，家住深圳罗湖的邓女士疑因投资期货失败，负债近万，最终选择了在自己家中的洗手间里烧炭自杀，结束了年仅36岁的生命。
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内地有记录的就有多位企业家自杀，多数是因为深陷融资还债困境。
相对而言，*府重视的是金融秩序和民间资本的合法流向问题，对已经背巨债无力还清的商人以及已形成的债务如何解决，却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