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疾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它告诉了你，你的生活出了问题。如果你听它的，然后改正，那它自然就会走掉。”
社会，亦如此。
新冠病*席卷九州，覆盖各级群体，几乎冻结社会体系，人人深受其害。如钟南山所言，疾病是生命最好的朋友，那么这次疫情就是社会最好的检测盒。它告诉我们哪里存在问题。
本文目录：
一、病*是最好的检测盒
二、阳光是最好的消*剂
三、改革是最好的特效药
（注：正文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可先阅读，并与好友分享）
01病*是最好的检测盒
这次疫情暴露了不少问题，比如疫情信息预警滞后，公共反馈机制迟钝，武汉收治病人不及时，湖北医疗物资紧缺，慈善物资配给问题，地方粗暴执法侵犯民权，等等。
这些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一些零碎的思潮，如司法启蒙、市场启蒙、科学启蒙（详见《瘟疫的代价与启蒙》）。
纵然多数思考，对当下的抗疫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但是，这些是这个民族、当下国人不可多得的自省成果。
这些问题，根本上是什么问题？
若用一个词概括，我想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治理问题。
比如，疫情暴露初期，没有发布预警信息，甚至刻意遮蔽信息，导致市场没有捕捉到疫情信息，没能扩大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生产与供给，最终引发全国乃至全球防护物资紧缺。
这是忽略了信息对市场反馈的重要性，人为因素导致市场失灵。
发达的市场经济、发达的科学技术，定然以发达的思想市场为前提。如果信息不充分流动，市场如何反应？如何根据疫情信息安排生产、增加供给？如果信息不充分流动，科技如何创新，医疗技术如何进步以抗击病*？
又如，疫情始于武汉一个城市，原本相对容易控制，但因信息未公开、错过了防控窗口期，病*跟随着列车、游轮、飞机、物流、人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及众多国家。
这是忽略了市场时代病*的传播路径及速度，公共卫生制度存在缺陷。
随着私人用品增加，公共用品也必须随之跟进。与发达市场相匹配的是充足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司法安全、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等等。
再如，武汉及多地封城后，市场被阻断，整个城市的医疗及生活物资配给只能交给*府，但举国之力驰援湖北，再加上红会救援，物资紧缺问题依然令国人揪心。
这是忽略了市场时代资源配置的复杂性，非“有形之手”能够驾驭的。
在市场时代，病*随着物流、人流、商品流快速流动，管控太死了复工复产困难，进而导致抗疫物资紧缺；若放得太宽，又可能导致病*大范围传播，带来更大的危害。单靠*府如何驾驭如今如此之复杂的市场网络？
再如，封城封路封村封楼时，基层压力巨大，一些地方粗暴执法、侵犯民权，令人不适、气愤，仿佛历史重现。
这是忽略了公权力的边界，保障民权是当今社会的根基。
还如，各地陷入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两难之地，企业复产受阻，营收下降，债务增加，风险堆积，工人收入下降，可能被降薪和解雇；同时，物价较大幅度上涨。
这是忽略了过去这些年经济泡沫的风险，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脆弱性。
疫情演化为黑天鹅事件，经济恢复困难，不少企业扛不住，要裁员、倒闭，为什么企业的韧劲那么差？是不是之前泡沫堆积太多、债务过高、风险太大？是不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太高、制度成本太高？
过去四十年，我们忙着发展经济，但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武汉作为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应该配备怎样的公共卫生体系；疫情最开始出现后，如何让信息自由流动，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府如何启动预警系统及高效防控。
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农耕时代的治理模式解释为自然国，将市场时代的治理模式解释为法治国。
在这个问题上，当今国人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跳出所谓的西方模式及意识形态，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套怎样的治理模式。
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人以交易为生，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离开市场而生存。
交易费用越低，交易市场越发达，财富越多，经济越好。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交易离不开几个条件：一是信息自由流通，二是产权个体所有，三是法律保护个体。
只有相对充分的信息，你才能做出购买、生产及销售的决策，否则市场会因交易费用奇高而终止、消失。
所以，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能抑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能打击个体的思想创造，不能垄断信息的供给。
如果没有产权，我们拿什么与对方交易，这是市场交易最为基本的前提。很多人强调保护民权的重要性，个人的生命权、土地产权、财产私有权、劳动所得权，都是个体的基本权利。有了这些权利，才有交易的可能。
交易过程不能强买强卖、欺行霸市，都必须遵循价高者得的交易规则。这时，需要法律来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以上，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定然是保护个体权利、保障信息流通以及公平的司法体系。这套体系的目标应该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增进社会福利。
市场是一个自然秩序，一个没有中央计划主体的自然秩序，是一个人财物高速流动、自由支配、网络密布的自然秩序。任何个人、任何*府及组织都没有能力取代市场，合理安排所有的物质生产及分配，满足个体形形色色的多样性需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大市场、大社会、高效*府”。
市场时代的问题，大市场起主导作用，大社会与高效*府辅助市场。即使国家战争，打的也是经济战、科技战。
市场时代的瘟疫，主要交给大市场去解决，大社会与高效*府辅助市场。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抗病*北京要协助市场。”
在市场时代，人口集中于城市，工业的城市人口远多于农业时代的城市，病*的传播力度及速度要强得多。这次，病*跟随着物流、人流快速四散，波及全球。
如今中国经济体量是非典时的7倍，流动人口规模是非典时的6倍。*府的力量，已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经济体。
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各种漏洞，陷入两难及患得患失的问题，其实是*府取代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的结果。
我们只能将抗疫的主导权交给市场，*府试图恢复经济，也希望开动市场的力量驰援湖北。
我的意思是，最开始就需要交给市场，让市场发挥作用，而不是现在交给市场。我真正表达的意思是，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与科技，让市场与技术战胜病*。
凭什么相信市场可战胜病*？
抗击病*是一个边际赛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市场创造问题、扩散病*的同时，也在利用其生产效率、技术进步抗击病*。
如当病*信息出现后，市场获取信息，企业加工生产更多口罩，更好地隔离病*；企业研发、生产检测盒，更快地确诊，降低传染率；企业研究治疗方案，研发药物及疫苗。
容易犯的错误是，平时人为提高交易费用，市场发展不充分，医疗技术进步缓慢，疫情来袭，市场和企业无担当，因此不信任市场。
亦或，疫情来袭，信息封锁，市场失灵，市场管理不力，市场违法行为众多，*府主动接管。最后，宣布伟大胜利后，人们更加不信任市场。
所以，让市场在瘟疫战争中发挥作用，并非否定*府的作用。相反，*府应当更加高效、有为，建立一套基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
构建公平的法治体系，努力降低交易费用，让信息自由畅通，让资源充分流动，加大教育投入，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公共用品投入，提高执*效率。
02阳光是最好的消*剂
怎么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切始于信息流通。
美国著名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阳光是最好的消*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
“阳光”为何是最好的消*剂，这里有几个例子：
一是稳健医疗。
在疫情信息公开之前，这家公司宣布停止休假，全力赶工生产N95口罩、外科口罩和护理口罩。
从年12月20日到年1月26日，稳健医疗共向社会供应了1.亿只口罩、11.47万件防护服（可能还有部分存货）。
稳健医疗，或提前获知了疫情信息。
若最开始疫情信息及时公开，中国口罩及医疗生产企业像稳健医疗一样，增加产能，停止休假，赶工生产，相信口罩、防护服等关键防护物资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中国是世界口罩生产第一大国，最大产能每天超过万只。若按日产万只的产能计算，在疫情信息披露前的*金一个月，企业可向市场供应6亿只口罩，这还不包括增加产能及增加进口量。
二是武汉华大花园。
这个小区户，无一感染、无一疑似（截止到2月9日）。
在疫情信息公开的1月20日，这个小区行动迅速，物业对小区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联系华中师大校医给小区住户发放中药、口罩和消*药水；把米面油和菜送到小区住户家门口；呼吁住户不出门。
当然，这个幸运的小区或许有些偶然因素。但是，我这里强调的是，信息如果公开流动，“大社会”便会发挥作用。
大市场，定然催生大社会。美国、欧洲等都有着庞大的社会体系，如众多社区、公益组织、科研机构、国际组织等。
中国的社区其实就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如果疫情信息流动，全国各社区可按照本社区的情况，如是否靠近疫区、是否有武汉居住及旅行史、感染人数等，尽早采取措施、尽早隔离。这样全国各社区就不需要等到疫情已爆发，实施一刀切式的统一封闭式管理。
三是李文亮。
李文亮在同学群发布疫情信息，同学群属于一个“小社会”。虽然他没有广而告之，但至少能够促使这个小社会加强防范。
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名医护人员早期发布的信息，基本都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三个医务工作者交流群。
如果疫情信息在医务群里传播，医院及医务人员提高防范，医院内部集中感染。
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月11日，共有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其中5人死亡。实在令人痛心。
所以，在疫情面前，信息就是生命。
信息，一是个人产权，二是市场交易的条件，三是法治国家的基础。
可以这么说，先有思想市场，后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近代科学、现代国家始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开启思想市场，促进信息流通，然后才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科学兴起。所以，只要让阳光普照大地，万物自然苏醒，进而催生一个自由流通的自然秩序。
这次疫情，给国人一个深刻的启示：信息的公开和流动，何其重要。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争议，信息公开到底归属个人，还是*府？
有人认为，信息公开，尤其是疫情信息公开，必须由*府掌控，否则谣言遍地，引发恐慌。
反对者则认为，信息的产生、公开及流动，都应该由个人掌握。
疫情期间，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被广泛流传。这篇文章是斯蒂格利茨年在牛津大学发表的重要报告。
斯蒂格利茨是信息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强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他在文中认为：“透明度的提高是良好治理的核心要义……保密文化好像病*”。
斯蒂格利茨认为，即使*府搜集的信息，信息产权也归属公众所有。因为*府搜集信息的成本是公众支付的，类似于*府采购办公桌椅。
信息不完全可能招致委托代理问题。斯蒂格利茨将*府官员类比为公司管理者，公众类比为小股东。事实上，公司管理者掌握的经营信息远远甚于小股东，如果他们刻意隐瞒信息，则容易侵害小股东的利益。所以，上市公司被要求及时向市场公开信息。
当然，信息公开的反对者常以谣言为理由。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他们认为应该将信息发布权交给“智者”。
这里面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将人划分为智者与愚者。愚者容易造谣生事、传谣扰乱，案例似乎比比皆是。
但是，愚者因何而愚？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盛世妖术”的故事：
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股“妖风”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突然席卷大半个中国。
各地传言有妖术师夜间“叫*”，通过人的发辫、衣物、姓名来盗取人的灵*，杀人以无形。
整个帝国惶恐不已，老百姓吓得*飞魄散，各寻对抗妖术以保小命；官员疲于奔命，缉拿频频作案的“妖人”；就连乾隆皇帝也寝食不安，调派官员快速破案，以平复民心，揪出背后的阴谋。
今天看来，这故事实为可笑，帝国百姓被无中生有的“妖术”愚弄。但百姓的愚昧，不也正是帝国垄断信息的结果吗？
事实上，谣言并非止于智者，因为我们一无法保证“智者”不会主动造谣、垄断信息；二其实人人都不是什么智者。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谣言”、偏见、虚假以及不实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穆勒（又译密尔）在其著名的《论自由》中说的很清楚。
他说：“对于任何不能一见即明的事物，一百个人中倒有九十九个完全不能予以辨别判断，而只有一人能之，且仅有的这一人，其判断能力也只是相对比较而言的；还有，历史上大多数盛名之士所持的诸多意见现在被知悉为错误，他们曾做过或赞成的很多事情现在也已经没人会认为正当。”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很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真相。强如牛顿的经典力学，也遭遇量子力学的挑战。
再如，最初八名医务人员发出的疫情信息，如“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确实不太准确，甚至失实。
但是，失实的信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信息的绝对准确、正确，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做出有限的判断。
所幸的是，信息市场是一个竞争性市场，信息发出后，哪怕是失实的信息，“竞争者”便马上会跟进，在公开、怀疑、争论、调查、研究中，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如“确诊或疑似SARS病例”的信息出现后，立即会引起媒体、公众、医院、专家及*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