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适用标准，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据悉，《解释》共12条，年12月19日起施行。《解释》明确规定了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行为方式，以及危险作业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具体认定等内容，进一步强化了对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和危险作业罪的从严打击，为各级司法机关准确适用上述罪名有效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提供明确依据。
中介组织提供文件隐瞒重大事故隐患
属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解释》明确了安全评价中介组织或其人员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对如何正确认定刑法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作了列举性和提示性规定。按照《解释》规定，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提供的证明文件有隐瞒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及整改落实情况、主要灾害等级等情况，影响评价结论的，或伪造、篡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信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影响评价结论的，均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假证明文件”。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安全事故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解释》明确，实施危险作业犯罪行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确有悔改表现，认罪认罚的，可以从宽处罚。《解释》还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对于依法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和关联犯罪的犯罪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要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法律责任落实到位。
安全评价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致重大安全事故
最高可判十年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和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安全事故有所反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安全生产工作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联合研究出台了《解释》。
一是规定了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行为方式，明确以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或者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均属于刑法规定的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行为；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不排除或者故意掩盖重大事故隐患，组织他人作业的，均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冒险组织作业行为，确保司法机关正确适用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这一重罪罪名，有效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
二是规定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和具体行为认定，明确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均可以构成危险作业罪；无正当理由故意不执行、采用虚构事实或者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施工等行政决定、命令的，属于刑法第条之一规定的危险作业行为，确保运用刑事手段有效惩治尚未造成重大事故后果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三是针对实践中问题突出的安全评价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问题，《解释》规定了较低的定罪标准，明确达到造成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安全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或者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等标准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解释》同时明确，安全评价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刑法第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虚假证明文件，造成死亡3人以上或者重伤10人以上安全事故，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何认定危险作业犯罪？
不能将其他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纳入刑事制裁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明显向好，但一些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大爆炸事故等，涉案企业对重大事故隐患不落实责任、有效整改，最终酿成惨剧。对一些尚未发生严重后果，但具有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现实危险的重大隐患行为，刑法必须提前介入，预防惩治这类犯罪。为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刑法第条之一危险作业罪，对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行为，予以刑事规制。
《解释》对危险作业罪的犯罪主体和客观行为作了明确，同时考虑到对“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认定问题比较复杂，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目前先通过制发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指导，待时机成熟时再上升为司法解释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实危险”加以把握和判断：
一要注意遵循立法原意。实践中，要严格把握入罪条件，即需要具有“现实危险”，将那种特别危险、极易导致结果发生的重大隐患行为列入犯罪，而不能将一般的、数量众多的其他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纳入刑事制裁，避免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界限不清，防止架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适用。
二要注意把握综合判断原则。从司法办案实际和发布典型案例的情况看，“现实危险”主要是指已经出现了重大险情，或者出现了“冒顶”“渗漏”等“小事故”，虽然最终没有发生重大严重后果，但之所以没有发生，有的是因为被及时制止了，有的是因为开展了有效救援，有的完全是因为偶然性的客观原因。对于“现实危险”，应当结合行业属性、行为对象、现场环境、违规行为严重程度、纠正整改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各方面因素，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判断，必要时可以征求应急管理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依法作出认定。
三要注意把握实质判断原则。增设危险作业罪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要求，因此这种“现实危险”应当具有实质上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性。换言之，这种“现实危险”是客观存在的、紧迫的、具体的、明确的危险，有的甚至已经发生了带有征兆性、预警性的安全事故，如果不能及时消除、持续存在，将可能随时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比如，实践中的以下几类情形：一是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致使重大事故隐患被掩盖、造成重大险情，或者直接影响事故现场人员逃生自救、事故应急救援的；二是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造成重大险情的；三是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生产作业场所或者安全设施、设备、工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造成重大险情的，可以考虑认定为具有“现实危险”。
红星新闻记者吴阳北京报道
编辑官莉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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