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是国家战略性储备人才。
有鉴于此，下面从跨文化的视角，使用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介效应等方法与技术，考察了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对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可能存在的路径。
青少年心理与生理的发展都事关国家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水平，进而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不可谓不重要。
既有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微观和中观视角下的个人、家庭、学校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路径机制。
而对于宏观视角下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仍然需要补充研究。文化作为宏观视角之一，通过教育传统对青少年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
因此研究从文化背景切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不同，同时利用跨文化的比较视角尝试从东亚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的异同点中寻找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因素，理解东西文化圈通过何种路径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
概括地说，通过对PISA相关数据的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文化异质性确实会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相较于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为源流的西方文化圈，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东亚文化圈会对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二，较强的课业负担和结果偏好，较弱的父母情感支持可能是东亚文化圈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风险性因素。这说明东亚文化对于教育竞争结果的追逐以及对学校教育过程的忽视，可能是导致东亚文化圈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主要机制。
第三，我们必须看到，东亚文化圈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是全然消极的。东亚文化圈中青少年较强的学校归属感和纪律氛围，可能是东亚文化圈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保护性因素。
除此之外，我们的实证分析也捕捉到了一些新的发现。首先，年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以往研究不相符，可能是由于PISA的被试主要由特定的青少年群体构成。
其次，家庭财产量与发展阶段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不同的方向：家庭财产量大，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相对于发达国家/地区来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
这一发现存在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证明。最后，我们发现，父母职业地位越高，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越低。研究推测这可能与父母管教方式、期待过高有关。
研究的发现启示我们，东亚文化圈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课业负担重、父母情感支持度低和结果偏好是其中的三条路径，而学校归属感强、纪律氛围良好等东亚文化的独特性则在抑制这一消极影响。
尤其是结果偏好作为东亚民众普遍的社会文化倾向，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失去探索欲望，强化考试焦虑，大幅度降低主观生活质量。
因此，作为青少年这一特殊人生阶段中最重要的引导者——父母和学校应积极采取措施，以提高青少年生活满意度。
一方面，作为父母应摆正心态，正确认识课外补习的有效性，避免“校内减负校外加负”；增加亲子活动的机会和时间，平等交流，积极沟通，主动倾听，给予充分且必要的支持与肯定，提高与子女间的情感联结度。
另一方面，作为校方，面对课业负担这一难题时，应合理安排课时，提高学生的在校有效学习时间；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注重过程性评价，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适当增加集体活动或比赛，提高学生参与度，从而提高班级凝聚力，创建和谐校园；进行有效的课堂管理，建立有序的课堂规则，创设纪律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校园风气。
第一，促进教育公平，加大减负政策的执行力度。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公平的教育要求教育资源在地区上的均衡，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为此，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继续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对于教育薄弱地区给予持续性的制度利好和政策扶持。在教育公平视域下，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教育效果。
推进素质教育，落实减负政策，规范校外培训，着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实践能力、创新性思维能力，不断探索减负的途径和方法，监督落实教育部的作业改革等措施。
第二，倡导正面管教，鼓励和善坚定的家庭教育。由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已被纳入学校工作的任务范围，提高学校这一专业教育机构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迫在眉睫。
教育行政部门在此过程中应助力学校进行针对性强、受众面广、参与度高的相关辅导课程，倡导积极教育，鼓励正面管教，建立良性的亲子关系，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三，改革教育评价，引导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政府机构应该坚持科学地评价教育工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弱化升学率在评价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在中小学办学质量评价标准中，强调综合素质评价与全面发展评价；稳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第四，更新校园设施，支持开展校内主题日活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是青少年校园生活顺利进行和有效开展的必要保障，是青少年保持学校认同感、依附感、归属感的物质基础。
政府部门应及时投入经费针对年久失修的教学楼、陈旧匮乏的教学设施等进行升级改造，坚持“为教学服务”的宗旨，建设特色校园、优化校园环境、更新教学设备、完善学习环境。
另外，支持并引导学校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举办多项知识竞赛、运动会、诵读经典等活动，有利于青少年在开放的多元的文化氛围中增强与集体和学校的情感联结度。
第五，营造和谐环境，推动构建长效的管理机制。一方面，和谐的社会文化有利于校园管理与课堂纪律的重建。
相关部门应致力于完善法律法规、更新法条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营造和谐的社会风气，发挥对国民教育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高效健康的校园纪律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维护。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为学校管理者就制定校园行为规范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以保证校园纪律的严肃性，并使学生乐于接受、自觉执行，形成良好的纪律氛围。
当然，提高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并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但高生活满意度往往形塑着当代青少年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
也正是因此，除了课业负担、父母情感支持、结果偏好、学校归属感和纪律氛围之外，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其他路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将是教育实证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仅仅是针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初步探索，在研究数据和调查对象上仍然存在以下局限。
首先，研究利用的PISA学生问卷及数据，虽然得到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广泛认同，且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但对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并没有过多地设置问题。
其次，PISA问卷通过自我报告完成主观幸福感等重要变量的数据收集，可能存在主观偏差，如何以更严密的方式进行生活满意度的跨文化比较，将是值得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之一。
最后，研究所讨论的是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其结果是否适用于大学生等社会群体还需要将来利用其它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与青少年相比，大学生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
其一，相对于青少年学生，大学生的课业负担小，学业压力也小，但同时面临着就业压力与经济压力。
其二，与青少年学生多和家庭成员一起居住不同，大学生几乎都居住在学校宿舍，日常生活中与父母的沟通交流较少，感知到的父母情感支持可能比青少年低。
因此，对于除青少年外的其他社会群体，本研究暂时不具备代表性和可推广性。